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2022年GDP版图：江苏紧追广东，安徽进前十******
中新网北京1月31日电 题：【中国新观察】2022年GDP版图：江苏紧追广东，安徽进前十
中新财经记者 李金磊
2022年中国经济版图迎来新变化。目前，31个省区市2022年GDP数据已经公布，广东、江苏GDP超12万亿元，江苏紧追广东，两者GDP差距继续缩小。安徽超越上海，跻身GDP前十强。江西、福建GDP增速并列第一。
广东、江苏GDP超12万亿元
从GDP总量来看，广东2022年GDP为129118.58亿元，同比增长1.9%，距离13万亿大关仅有一步之遥。广东GDP总量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
紧随其后的是江苏，江苏2022年GDP达到122875.6亿元，比上年增长2.8%。继2020年、2021年先后迈上10万亿元、11万亿元台阶后，江苏2022年GDP迈上12万亿的新台阶。
至此，中国有了两个GDP超过12万亿元的“巨无霸”省份。
资料图：航拍清晨的南通。 许丛军 摄江苏和广东GDP差距继续缩小
作为第二经济大省的江苏，紧追广东，不断缩小两者的差距。数据显示，江苏GDP跟广东的差距2020年为8000亿左右，2021年差距则缩小为7700亿左右，2022年差距缩小为6243亿左右。
“广东人口数量多、资源约束紧，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的任务又很重，不可能继续拼土地、拼价格、拼劳动力。”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1月28日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从外部看，我们现在又面临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这个时候，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
对于2023年GDP增长预期目标，广东设为“5%以上”，江苏设为“5%左右”。
1月28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强调，一季度是全年经济的风向标。节后上班第一天，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门研究做好一季度工作，就是要释放“开年就是开工、开工就要实干”的信号。
资料图：安徽高铁黄金旅游线路——池黄高铁穿云破雾风景如画。 李和平 摄安徽跻身GDP前十强省份
2022年GDP总量排在前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福建、湖南、安徽。
2022年，安徽GDP总量超越上海，跻身GDP前十强省份。
数据显示，2022年安徽GDP达到45045亿元，比上年增长3.5%。2022年上海GDP达到44652.80亿元。
这些年，安徽实现了“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产业聚集地”的跨越发展。2023年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全球10%的笔记本电脑、20%的液晶显示屏在安徽制造。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高铁里程全国第1，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所有乡镇通5G全面实现。
安徽的“逆袭”，受益于进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安徽正式成为长三角一员后，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位势显著提升。过去5年，安徽经济实现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转变。
雄心勃勃的安徽，在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到2027年，全省经济总量向7万亿元冲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万元以上”的目标。
“时光向前、安徽向上。”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1月28日强调，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奋力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
福州高楼上灯光映射的“福”和“兔”。 王东明 摄江西、福建GDP增速并列第一
从GDP增速来看，江西和福建2022年GDP增速均为4.7%，并列第一。
其中，福建2022年全省GDP为53109.85亿元，突破5万亿元大关。
江西省2022年GDP达32074.7亿元，突破3万亿元。根据江西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江西全国排名由第18位前移至第15位，人均突破1万美元。
福建和江西GDP增速为何能位居全国前列？
江西统计局在解读中称，第二产业贡献突出。全年实现增加值14359.6亿元，同比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9.9%，较上年同期提高2.5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
江西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该省工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居全国第13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33%左右、居全国前列，进入新兴工业大省行列。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占GDP比重提高到35%。
工业是福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福建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该省超六成行业实现增长。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背景下，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需求爆发式增长，带动电气机械行业实现高位运行，增加值增长40.6%，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1.7%。
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成为福建的新增长极。根据福建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经济增加值达2.6万亿元。
2023年，江西设定了7%左右的GDP预期增长目标，福建设定了6%左右的目标。
1月28日，江西省委书记尹弘在调研中强调，全力拼经济、奋战开门红，确保一季度开好局起好步。
1月29日，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福建省长赵龙分赴泉州福州调研企业节后生产、项目推进情况，强调毫不动摇支持企业放手“搏”开局，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吹响“开局之年加油干”的冲锋号，奋力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稳”“开门红”。(完)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
)